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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河南经济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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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美国女记者叙述的东莞女工  

2013-04-22 21:48:02|  分类: 热点透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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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女记者叙述的东莞女工

张彤禾:异乡人记录异乡人

 

何伟的夫人张彤禾,作为一个美国记者,用异乡人的视角,呈现了两个同为异乡人的东莞女工在时代大潮下的梦与现实。

 

  |  壹读iRead记者 苏更生

 

美国女记者叙述的东莞女工 - 壹读iRead - 壹读iRead
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超过数亿的农民工变成异乡人,他们如候鸟般迁徙,但不知所向何方。图为春运期间深圳火车站等待返乡的农民工。
 

49日晚上,张彤禾女士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,为《打工女孩》简体版的出版做宣传。活动开始前,她被数台照相机围在书店一角。等摄影记者拍完,主持人还未上台,她就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,跟其他人一起等待。主持人介绍完毕,她才坐上面朝观众的嘉宾席,紧张地对观众笑了笑。

张彤禾似乎还没有完成从记者到作家的转变—她不是侃侃而谈的沙龙客。每次活动开场前,她都要念一段日记作为开场白。日记的主人是伍春明—《打工女孩》中的主角之一。她和另一位主角吕清敏都是在东莞打工的女工。2004年,张彤禾就任《华尔街日报》驻中国记者时,为了了解中国女工的生存状况,曾多次到东莞采访,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的采访对象。

张彤禾是美籍华人,如果不开口说话,没人会发现她是外国人。她的中文表达流畅,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,才会因为忘记某个中文词汇而求助于英文。在讲座上,她认真又努力地用中文理解和回答每个问题。

其中也包括关于她丈夫彼得·海斯勒(中文名为何伟)的问题。何伟曾是《纽约客》驻中国记者,因《江城》、《寻路中国》而被中国读者熟知。当有人问到夫妇两人以后是否会合著一本书时,张彤禾吃惊地说:“当然不会,写作是个人的事。”

2007年,何伟与张彤禾离开中国回到美国,住在科罗拉多州。两人在家各占一个房间关门写作,何伟写《寻路中国》,张彤禾写《打工女孩》。说到这,张彤禾笑了笑,说:“我们住在美国乡村,却都在写着中国的故事,很奇妙。”

 

 女工说,快乐和成功一样重要

设想这样一个情景:你正在使用的iPhone,它的制造者在组装完手机后,跳楼自杀了;你穿着的耐克运动鞋,它的制造者在闷热的流水线车间里每天工作14个小时,而每小时只能获得1美元的报酬。

这多少会让人不安。中国以密集且低廉的劳动力、弹性的工作时间迅速迎合世界市场的需求,成为世界级代工厂。远在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劳动者们以这样不安的假设联系在一起。

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,中国的“血汗工厂”是西方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。媒体揭发工厂的阴暗面:“不人道”的工厂环境、监狱般的住宿条件、低廉得骇人的薪酬、军队式的管理方式、使用童工,以及缺席的加班工资和福利保障;另一方面,在西方消费市场中,印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无处不在,不仅企业家从中牟利,消费者也享受便利。

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促使西方媒体对大品牌,诸如苹果等公司施压,提出要求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环境、减少工作时间、提高加班工资等诉求。张彤禾身为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,也是在面临如此困境时选择到东莞了解打工者的“悲惨生活”。同情,是她在未认识任何一个中国打工者时的心态,而在结识了东莞女工之后,她的态度发生了令自己惊讶的改变。

张彤禾在未赴东莞之前,曾担心与打工者的交流存在障碍。“要是花大量时间跟她们在一起很沉闷,她们也没什么跟我说的,怎么办?”尽管如此,她还是只身到了东莞。在结识伍春明和吕清敏后,她发现原来自己不了解工人。

她们并不只是被全球经济所盘剥的苦难人群,也不仅是流水线的螺丝钉,她们是活生生的人。张彤禾说:“她们聪明、幽默、活泼,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与外人所想的不同,赚取工资并不是她们最重要的目标。”

1993年,伍春明刚到东莞时,她的工资是100元一个月,但她的目标却不是赚更多钱。她在日记里严格要求自己:有太多事要做了,你要看书,要学会讲广东话。你学不好广东话就是笨猪,还不如别在东莞打工,回老家算了。

她们所希翼的不仅是赚钱,而是改变自我。张彤禾写道:“这个女孩刚来到城市时,目标都是物质的,想要一部新手机、一件新衣服,后来的梦想变成:‘想要做一个快乐的、成功的人’,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,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。”

事实上,从张彤禾的观察中,吕清敏和伍春明确实通过打工获得了她们想要的转变。与诸多农村打工者一样,她们在繁重的劳动中积累财富,也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知识。她们所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回农村,帮助父母改善生活环境,而她们留在城市,做好了跻身“中产阶级”的准备。

张彤禾曾在TED(在美国举行的集中世界上各领域优秀人物的非营利性会议)演讲中对苹果等大公司说:“如果真的想帮助这些女孩,那改变住宿条件是不够的,你需要提供一些培训课程,给她们提供真正想要的东西……如果不是聆听对方真实的心声,而是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,这不光是不准确,而且还是不尊重人的(做法)。”

张彤禾得出结论:打工可以帮助农村人改变命运。因为打工打破了社会阶级流动壁垒,为农村人口向上流动到城市阶层提供通道。她的这一观点也招到诸多批评。在讲座现场有人提问:“你仍然同情你写的女工吗?”张彤禾想了想,说:“当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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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张彤禾在TED演讲上呼吁大公司给予中国工人以更多的关怀,而非仅靠加薪来缓解劳资矛盾。

 大时代下的传奇人生

2004年,张彤禾决定写一本关于打工者的书时,她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,比如深圳。中国改革开放后,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许多外资企业来开设工厂。但她最终没有选择深圳,认为深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“样板间”,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全景。她将目光投向“丛林般”的东莞,而她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,也证明了她选择的正确。

在张彤禾眼中,东莞是这样的:拜金、环境破坏、腐败、拥堵、污染、噪音、卖淫、不良驾驶、鼠目寸光、压力巨大、拼死拼活、杂乱无序—这个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。

选择了典型的地点后,如何选择典型的人物是张彤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。在东莞,打工女孩随处可见,她们也乐于跟陌生人,特别是外国记者交流,只是她们的手机号码随时会换,要跟她们保持联系并非易事。要从千百个个案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,张彤禾最终选定了伍春明和吕清敏。

张彤禾在东莞采访时,中国有1.5亿农民工,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增至2.5亿。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,在餐馆里服务、工地上干活,开电梯、送快递、当保姆、带孩子、收垃圾、美容美发,其中女性超过三成。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们之中的典型:出生农村,只受过中学教育,父母可能是文盲。

张彤禾每一次见到她们都会觉得惊奇。伍春明3年之内换了5份工作,不停变化发型、发色和衣饰。她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打造新的自己。吕清敏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工厂,换工作就像挑另一家餐馆吃饭。这一切改变都是为了更新自己,改变命运。

伍春明的日记是张彤禾最珍贵的采访收获,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在日记里质问自己:“难道你甘于平庸吗?难道你不想改变命运吗?你要不断学习、努力工作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”她们在东莞的工作轨迹都差不多—从低级的体力劳动开始,再向上选择文职工作,运气好的话,还能进入管理层。

这两位打工女孩身上不屈于命运、努力向上的精神打动了张彤禾。她喜欢吕清敏厌恶流水线上枯燥的劳动,也欣赏伍春明遭遇挫折不屈不挠。而奇怪的是,这种认同来自于张彤禾对自己命运的思考。

张彤禾出生于美国,毕业于哈佛大学,毕业后供职于《华尔街日报》,她与伍春明和吕清敏的命运没有交集。张彤禾认为虽然她们身处的阶层不同,但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运命而离开家乡,生活在举目无亲的远方,孤独漂泊在巨大的中国。伍春明和吕清敏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,张彤禾也如此。

张彤禾选择了这两位打工女孩反过来看,其实也是伍春明和吕清敏选择了她。对她们而言,张彤禾是来自另外世界的人,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。她们在接受采访时,也会向张彤禾打听美国的事:美国的女孩如何与男生约会?美国的人吃牛排要几分熟?正是这种对外面世界的好奇,以及向上流动欲望的驱使,她们来到东莞。

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,农民工离开土地,来到城市,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,相当于100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3倍。这两位女孩真的有如此的代表性吗?这也是《打工女孩》一书受到的最严厉的质疑—过于单薄的个人命运改变案例不能代表所有打工者的社会阶层流动。

关于这种质疑,张彤禾没有做出回应,她只是想了解打工者中的几个。只有在这种了解中,她们才被称为活生生的人,而不是2.5亿数字中的一个。不过也有人评论说,不管个案是否能代表全部,但是中国这20年发展得太快,随便挑出一两个人的生活来看,都是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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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《打工女孩》一书于今年3月出版,与何伟的大作相比,本书更多带有女性视角。

 精神荒原

张彤禾写完《打工女孩》后,与丈夫何伟旅居埃及。在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时,吕清敏离开东莞回到家乡,用打工存下的钱为父母买了一幢房子,又与邻村的男人结婚生子。

张彤禾离开中国时,留给这两位打工女孩一个电话号码。这是她在北京的朋友的电话号码,只要伍春明和吕清敏发短信给这个朋友,张彤禾就会从埃及打电话给她们。同时吕清敏也会写电子邮件告诉张彤禾自己生活的新动向。在最近的一封邮件里,吕清敏说自己让丈夫在家带孩子,自己回到东莞打工。她在邮件里写道:“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事,老了以后不会后悔。”

张彤禾知道,吕清敏很难再回到农村生活。她在东莞采访时,问过许多打工者同一个问题:“你们更喜欢城市还是农村?为什么?”她得到的答案惊人相似:这一代年轻的打工者都喜欢城市,并且不愿意回农村—因为城市更自由。

在中国传统乡土礼俗社会,人生经验和社会的集体文化需要积累和传承,尊重长者、尊重主要劳动力(男性)是自然的。而新一代的打工者,特别是女性,离开了农村后,个人主义逐渐觉醒。她们在城市所遇到的困境,父辈们闻所未闻,更不能提供解决方案。传统的经验不再重要,一切都是新的。而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在改变,女工们不再为家庭而活,而是选择追求自我。婚恋观也在改变,不再认为就近找人结婚就是幸福。

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,精神需求即刻显现出来。为了实现个人价值,女工们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,她们学英语、学文秘、学化妆、学在东莞的发财之道,形形色色的培训班比比皆是。

其中最古怪的一个培训班叫流水线英语,发明者制造了一台巨大的流水线英语“机器”。机器面前摆有一排椅子,学习者坐在上面。传送带上摆了一些写有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。你不需要理解它们的含义,需要做的就是记住它,死死地记住。设计者认为每天如此学习14个小时,英语水平就会得到提高。

伍春明想参加这样的英语培训班,但她的计划无疾而终。她的精神追求总是变化迅速。比如说,有一段时间她信仰成功学,在某个传销机构与人分享“我不甘于做平凡的打工者,我可以,你也可以”的故事;有一段时间她迷恋全素饮食,只吃蔬菜和水果,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,并鼓励张彤禾跟她一样。她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变化一样迅速,只是最终没有找到归属。

打工者们离开了农村,摆脱了乡土社会的价值观,而新的价值观还未生成。不管他们回到家乡或者留在城市,他们都是异乡人。张彤禾曾跟着吕清敏回湖北农村过春节,她发现吕清敏为回家而欢呼雀跃,但第二天就买好了返程车票。她告诉张彤禾:“家里挺好的,就是只能待几天。”

 

更多精彩内容请见2013年第7期《壹读iRead》杂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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